1948年10月12日凌晨三点，锦州城北的空气因初秋微凉而显得格外干燥，赵兴元悄悄摸到配水池外缘的壕沟时，月光正好落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墙体上配资代理平台，看不出一丝裂缝。就在几小时前，辽沈战役的总攻命令已通过电话线抵达前沿，各路纵队正向锦州外围连夜集结，而赵兴元的任务，只有八个字——“先拔制高，再破城门”。
与地图上那粒不起眼的小黑点不同，真正的配水池足有四层楼高，池壁厚达一米，水早被抽干，里外筑起交叉火力点。国民党守军一个加强营，机枪、炮筒、甚至无线电呼叫的空中援火都配齐。赵兴元的兵力同样号称一个加强营八百人，可在缺乏重炮正面撕开的情况下，他只能靠步兵硬往上冲。
清晨六点，第一波突击连翻越铁丝网，刚落进壕沟，地面突兀炸开，守军预埋的炸药把二十多名战士抛到半空，一声惨呼落地后连回音都被机枪压碎。“指导员还活着吗？”赵兴元冲进浓烟，听见壕沟里一个沙哑声音：“我在！”短短几十秒，整个连只剩这一声回应。赵兴元咬牙让卫生员抢下仅存的十几个人，自己摔进弹坑继续观察火力布置——他意识到，硬拼已是死局。
上午八点，团部电话催问战况，得知损失惨烈，命令他就地收兵。“不撤！”赵兴元答得干脆，他把电话线挂回机柄，“沟里还有弟兄，不能把人留给敌人。”团长沉默片刻，只问一句：“缺什么？”赵兴元只提一个要求：“手榴弹，越多越好。”于是，一连运输兵猫着腰扛来两麻袋炸药包和上千枚手榴弹，这批“土炮”成为他唯一倚仗。
赵兴元把手榴弹分发下去，五人一组、十米一跃，借六幢民房瓦砾作为掩体。他布置出一个近距离投掷网，企图把守军火力压低。午后太阳毒辣，守军越发急躁，坦克炮口轰得砖瓦漫天乱飞，然而靠近不了六幢房子一步。到了黄昏，守军发动第一轮反突击，被赵兴元用密集手榴弹火海逼回去；随后的冲锋多达二十七次，皆无功而返。
夜幕降临，双方都疲惫不堪。赵兴元盘点弹药——剩下一百多枚手榴弹，两挺歪把子机枪和二十二人。再晚，援军就会因城外围形势拖不出身，他决定孤注一掷。午夜一点，他带着全部存活的战士摸黑贴进配水池，先炸掉南侧机枪口，接着沿螺旋梯冲上顶层。守军被炸得慌乱，一名军官高喊：“不要开枪，投降！”赵兴元用刺刀把对方的电台摁住，大喝一句：“举起手来！”短短十五分钟，配水池守军两百余人便缴械。
十月十三日早上，东野主力顺势推进，锦州城墙在猛烈炮火下出现缺口。三十一小时后，全城易手。战后清点，赵兴元营八百人，仅剩二十二人能够继续站立。配水池周围不到百米的空地，弹壳与血迹层层叠叠，被后勤部队称作“第二凡尔登”。摄影科留下的黑白底片里，灰色天空压着残墙，战士们眼神空洞而倔强。
配水池一战让赵兴元声名鹊起，却也在他心里留下难以弥合的缺口。之后的西安整编、四平鏖兵、天津巷战，他九次负伤，却不曾向组织递交一次转业申请。1951年，他随志愿军入朝，炮火更凶，但他仍旧习惯睡在最靠前的指挥坑道里。有人问他为什么总冲在前头，他只淡淡回一句：“打惯了，走不动后面的位置。”
1955年，赵兴元被授予少将，奖章挂满胸口，他却转身回到训练场督导新兵。1985年调任旅大警备区政委，三年后受衔中将，那年他六十六岁，腿上仍带着四块弹片。授衔仪式间隙，一名年轻军官敬礼说：“营长！”赵兴元笑着纠正：“老赵现在是政委。”可等人走远，他用只有自己听得见的音量嘀咕：“还是营长好。”
历史资料统计，辽沈战役共有我军士兵近七万人伤亡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倒在锦州外围。配水池成为研究攻坚战术的经典案例：在缺乏重炮支援的情况下，步兵如何利用地形构建投掷半径，如何打乱敌方火力验证了后来《陆战突击营战例》的一整套条目。不得不说，赵兴元的坚守，把战役整体进程推前了至少半天，这半天，让东野主力抢在增援部队赶到前封死了山海关通道。
今天的锦州市区，配水池旧址已辟为纪念园，碉堡墙面仍留着弹痕，最大的一处凹坑足可放下成年人拳头。导览牌上写着一句话：“谁都不是生来英雄，只是选择了不后退。”赵兴元没再去过那里，晚年多次接受访谈时，他提到的却是那一连被炸药埋掉的战士。“他们年轻，刚学会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可惜还没唱完。”随后，他摘下帽子放在膝头，沉默良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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